7月30日,中央政治局研究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,其中提到“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,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”。此前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,提出“创新、宜居、美丽、韧性、文明、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”理念,擘画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新蓝图。
这一宏伟目标怎么来实现?其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发展逻辑?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王凯。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中央城市会议提出“发展组团式、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”,还提到“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”,怎么理解这两个方面?
王凯:“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”的重点是推动城市群、都市圈和县域城镇化的协调发展。
一方面,要发展组团式、网络化的城市群和都市圈。当前,人口持续向大城市集聚是全球普遍趋势,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也倾向于选择大城市生活。但城市发展不应是单极扩张,而应形成多中心协同格局。比如,北京带动京津冀,上海辐射长三角,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的联动发展。
另一方面,要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。中国的城镇化路径具有独特性:既遵循国际通行的超大城市发展模式,又依托县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。县城既是农村人口进城的第一站,也是返乡农民工的落脚点,承担着城乡融合的关键功能,既是“城市的尾巴”,也是“乡村的头”。
此外,县城还关乎基层治理和社会稳定。作为延续两千多年的行政单元,县城集中了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,是基层政权运行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。推动县域城镇化,既要服务进城农民,也要承接返乡群体,以此促进城乡协调发展,夯实现代化城市体系的根基。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“打造宜居、韧性、智慧城市”,这次城市工作会议又增加了“创新”“美丽”“文明”,第一个就是“创新”,为何强调“创新”?
王凯:将“创新”“美丽”“文明”纳入城市发展核心内涵,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新阶段。“创新”尤为关键,揭示了经济发展仍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,但驱动方式已发生深刻变革——从传统工业化阶段的工厂建设,全面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。过去10年的城市竞争格局已清晰印证这一点:深圳的科创企业集群、杭州的数字化的经济“六小龙”、成都的新经济活力、合肥的“芯屏汽合”产业布局,这些领跑城市无不是依靠科学技术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。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此次会议提出“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”。在强调“绿色低碳”的同时,为何着重强调“美丽”?
王凯:相比《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》中提出的“绿色智慧城市”,“美丽城市”的内涵更丰富——不仅包含节能减排等传统环保要求,更将生物多样性保护、空气质量改善、水源地保护、新污染物治理等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纳入其中。
这一提法的升级,体现了从单一注重“低碳”向全方面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的转变,使绿色发展从生产生活方式的调整,拓展到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的优化与美化。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会议提出“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”。《“十四五”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》中的提法是“人文城市”,这次拓展为“文明城市”是出于什么考虑?
王凯:传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保护聚焦于古城风貌、文物建筑等“物”的层面,如故宫、天坛等文化遗产的修缮利用。而“文明城市”的新内涵则更注重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建设:既包含文化产业的培育发展,更强调市民文明素养的提升。
这一转变将“人”作为城市文明的核心载体。建设首善之区,不仅需要保存好历史建筑,更需要塑造具有文明素养的现代市民,这才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深层竞争力。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要实现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的七大重点任务,您认为应着重解决什么问题?
王凯:应着重解决发展理念的问题。当前,城市发展理念正面临从“规模扩张”到“内涵提升”的根本性转变。打个比方,就像为孩子选购衣服——成长阶段需要买大一点的衣服,但成年后就更需注重品质与品位。我国城市化进程已进入“成人期”,必须摒弃过去“摊大饼”式的粗放发展模式,转向追求质量的内涵式发展新路。
这一转变对城市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:既要通过城市更新打造高品质生活场景,又要借助科技赋能提升智慧服务水平。但最关键的还是发展观念的革新——从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中跳脱出来,真正树立“以人为本”的发展理念。
虽然观念转变需要过程,但此次城市工作会议确立的方向将影响未来10~20年的城市发展轨迹。只有将新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,才能实现从“有没有”到“好不好”的城市发展质变。